远远地看见或者近距离见过官员，那不叫接触。我近距离见过第三代和第四代最高领导人，但我只是路人甲，人家并不认识我。我私下接触过的最高级别官员是副省级，他的最高职务是省人大副主任。

这位官员是我家的一个不算太远的亲戚，我叫他姨夫，他的夫人是我妈的堂姐。因为我家在农村，父母都是农民，我们家与姨夫家存在阶层差异，来往并不多。1990年高考我以几分之差落榜，但是够自费线，可以自费上大学（当时有公费与自费之分，自费线比公费线低20分）。由于家里穷，没法支持我读自费，我处在无学可上的尴尬地位。

这时候，爸妈想到了我这位当官的姨夫，要我去找他想想办法。当时有一所市属大学每年都有降分录取的，看我能不能去捡个漏。那是我第一次去姨夫家，他当时的职务是省会城市的人大副主任（副厅级），之前他担任过这个城市的城建局长和副市长。姨夫和姨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，说明来意之后，姨夫二话没说就给我开了一张纸条，签上了他的大名。

姨夫要我拿着这张纸条去找主管教育的副市长，副市长和姨夫住在同一个院子里。我敲开副市长家的门，递上纸条，副市长看了一眼就明白了我的来意。副市长是一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干部，她对我这个冒昧登门的乡下小青年也很客气，给我倒水，让座，打消我的拘谨。副市长收下了姨夫的纸条，再给我开了一张纸条，指明要我去找那座市属大学的校长，并给我画了一张去校长家的路线图。

倒了几次公交车，才按图索骥找到了大学校长家。校长收下了副市长的纸条，但我看见他桌子上已经堆了一叠纸条了。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，本来学习成绩还可以，但高考发挥失常，差了几分。我有写作特长，希望能进中文系。校长听完若有所思，我无法猜测校长在想什么，但我从他桌上的一堆纸条知道了他也有难处。最后校长也给我开了一张纸条，要我去找中文系系主任。

中文系系主任是一个戴眼镜的秃顶中年人，但他老婆非常年轻漂亮（目测25岁左右），他们家的房子是崭新的两室一厅。主任收下了校长开的条子，他没有继续给我开条子了，条子接力到此结束。但主任已经不知道我的原始关系是谁了，他只知道我是校长推荐来的。主任没说行，也没说不行，他要我回去等通知。

我当时觉得自己有希望，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省城等消息。后来我又去过几次系主任家，有一次听从我妈的建议，拎了家里一只下蛋的老母鸡送给了主任。主任收下老母鸡时，面露难色，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礼物送得不太合适。我无法想象主任那位年轻漂亮的老婆要怎么宰杀这只老母鸡，城里人是不养鸡的。

一个月以后，我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，而我向往的哪所大学已经开学了。我没有任何责怪姨夫的意思，他在他那个位置上已经给我帮过忙了。几个月以后，我另辟蹊径，参军去了部队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

若干年后，姨夫升至省人大副主任，那位女副市长升至副省长，他们都成为了副省级的高官。我后来又去过几次姨夫家，不找他办事，纯属走亲戚。我对姨夫有了更多的了解，他解放前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是一位学者型官员。他为官清廉，待人和蔼，没什么架子，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头。

后来我想起当年找姨夫办上大学的事，觉得姨夫能给我开那张纸条，已经是尽力而为了，而且也没有违反政策，又对亲戚家的孩子给了一个交代。他其实做得很高明，以他当时的职位没办法一杆子插到底给我一个安排。我被当做皮球一直踢到了中文系系主任家，系主任和校长是如何协商我的事情的，我无从得知。反正分不够，关系也不过硬，所谓“捡漏”这种好事还是轮不到我的。不过，年纪轻轻，就有幸能接触到多位厅级官员，也算是一种难忘的人生经历。